哑巴叔叔的年龄比我父亲长，应该叫“哑巴伯伯”才对，但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反正他听不见，全村老少都叫他“哑子”，只有我尊称他为“哑巴叔叔”。

哑巴叔叔是先天聋哑，他母亲遗传的。据说他父亲早年是位职业乞丐，每到年关就举家去地主家乞讨。还听父亲说，他们家穷得没有棉衣过冬，整个冬天都在家里生火取暖，生的是明火，柴火是大树根，夜里全村人都爱到他们家去烤火聊天。每当我父亲去时，小哑巴就会从火堆里扒出个白米粑给我父亲吃，这可是VIP待遇。

哑巴叔叔喜欢我父亲，也很喜欢我。记得小时侯每次回老家，从他那间低矮黑暗的土砖房经过时，他都会热情地出来比划着跟我们打招呼；每当我们离开时，他都会边比划边拉扯着往我们手里塞些他的礼物——自家的农产品。有一回，我们都已经走到了村头的小桥边，突然听到哑巴叔叔“啊”“啊”的大叫声，回头一看，他正搂着几个大红薯向这边跑来。

我记事起哑巴叔叔就是一个人了。在我的记忆中他的形象始终没怎么大变：古铜色的皮肤，中等偏高的个头，身材魁梧，大脑袋，尖头顶，脑门略秃，圆眼睛，混浊且带着血丝，颧骨突出，嘴巴宽大，嘴唇不厚。实际上他长的不赖，只是“说话”时，因为着急古铜色的肤色越发得暗红，混浊的双目瞪得铜铃般滚圆，嘴巴张得老大，脖子青筋突起，样子着实怕人，很像庙里面目狰狞的罗汉。

我倒没怕过他。我上大学那一年，老家的亲戚都来送礼喝酒。哑巴叔叔也来了，穿着一套皱皱的中山装，一双干净的解放鞋，这是我见过他穿得最体面的一次，这也是他唯一一次来我家做客，他送了十元钱，我父母说什么也不要，他说什么也要我们收。在酒席上，哑巴叔叔满脸笑意地频频给我的老师们敬酒，我在一旁却恨不得能有个地缝让我和他一起钻下去。

大一暑假，我随父亲回老家，刚进村就遇见了哑巴叔叔，他光着脚，脚板和小腿上全是干泥，裤腿卷着，手里拿着锄头，身着一件很破旧的猪肝色卫生衣。我叫了声“哑巴叔叔”，他都来不及寒暄，就用他那套自创的“原生态”哑语，劈头盖脸，好一阵指手画脚，还一边气急败坏地“啊”“啊”乱叫，父亲和我面面相觑，看着他一会儿指指我的黄头发，一会儿指指他衣服上的泥巴点子，一会儿指指我手腕上的银镯子，一会儿驼着背拄着他的锄头，两只手不停地摆着。好半天我才回过神来，我跟爸爸解释：“他是说，我染的头发，颜色就像黄泥一样不漂亮；我的镯子就像乡下老太婆戴的，不适合我。叫我别学这些。”我赶忙会意地向他点头，他才消了口气，没了刚刚那副罗汉样子，只是临末了还不忘摆摆双手，叮咛我要改回来。可是我依然我行我素，内心虽被哑巴叔叔的赤诚所感动，却不免怪他多管闲事。我哪里明白一生鳏寡的他早已把我们当作了他自己的孩子，才用他那朴素的人生阅历来教导我！

我曾经问过父亲，哑巴叔叔长得不错，人聪明勤快，为什么没结婚。父亲说，是哑子自己挑剔，曾有人跟他提过邻村王家一位放牛的傻姑娘，哑巴不肯，他指着嘴角做鬼脸，嫌别人丑。父亲不无可惜地说：“哑子要是结婚生子，哪怕是女儿，晚境也会好很多的。”我却认为哑巴叔叔或许是不想再生个不健全的孩子，重蹈他和他母亲的覆辙。哑巴叔叔实在是个不为瓦全的完美主义者。作为五保户，按政策他本该住在敬老院，但他只住了一个礼拜就不去了。问其原因，他伸出小指头，并做出鄙夷的表情，意思说那儿的伙食油水少；接又指指水缸，摆摆手，意思是那儿不卫生。晚年的他仍然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除了耕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外，还租种了村里的很多地，我叔叔家的地就大部分给他种了。现如今的农村人都不种地了，若不是哑巴叔叔，村里的地会荒得更多。

他死时没人知道，是邻居去叫哑子帮忙喂猪，到他那低矮的家里一看，才发现他已在床上死去多时了。村里人都说哑子是个有福的人，“修生容易，修死难”，他无病无灾，死得没遭什么大罪。族人清点出他的遗产有现金7000余元，整整齐齐地放在被褥下，大的在下，小的在上；存折一个，余额几百元，是政府每月给的养老金，他分文未动过；外债300元，是债权不是债务，别人打牌没钱找他借的；谷子一堆，估计好几百斤，陈谷子、新谷子箩筐装不下，全堆在地上，老鼠都做了窠；菜油约一百斤，几十个油瓶，放在墙角。他的丧事从简，那些遗产刚好用来办事。他孑身一人，无妻无子，无兄无弟，不用收礼，也不用还礼，参加葬礼的人只有亲近的族人，也都是些平辈的兄弟们。那天大雨，我闻知噩耗，已是泪流满面，父亲则拖着病重的身体回了趟老家，那也是他自己最后一次回老家了。

江信来，这个不为人知的名字就是哑巴叔叔。清明节时，阳光透进这片青葱的墓地，那金星石料上熠熠闪光的三个大字就是现在的他。

来源：九江县文学协会

刘咏絮：1980年生，毕业于江西师大文学院，中学高级教师，九江市作协会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