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家有个老旧筷子筒，是父亲亲手做的。

父亲的筷子筒，在我们家快50年了，将近半个世纪。

这个筷子筒在绝大多数家庭，肯定是见都没见过。它既不是木制的，也不是竹制的；既不是塑料的，也不是不锈钢的。而是泥制的。

这是父亲于“文革”期间下放劳动时，在星子乡下烧砖瓦的小土窑里烧制的。

父亲的筷子筒，一直挂在我们家厨房里。里面插着筷子、勺子等，足够一个八口之家使用。无论是在星子，还是在九江；无论是在农村，还是在城市，筷子筒都跟着家人转辗，从未缺席。

司空见惯的东西总是不会留意的。父亲的筷子筒长年在眼前，却从未认真研究过。

前年下半年，照例到九江学院看母亲。一进厨房，发现筷子等物放在一个大碗之中，墙上的筷子筒不见踪影，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忙问在场的大哥、大妹，筷子筒哪去了？大妹说，掉下来摔破了。我的脑袋“嗡”了一下，急忙又问，丢掉了吗？大妹说，还没丢，在垃圾袋里。我连忙打开一看，谢天谢地！还好，只是摔成了两半，并未成碎片，更重要的是没被扔进垃圾箱。我象捧着和氏璧似的拿回了自己家，用胶细致地把两半粘到一块了。这才仔细的研究起来，并回忆起关于筷子筒的点点滴滴。

筷子筒和农村旧屋瓦一样的青灰色，敲击亦如青瓦声。形状如农村过去量米的升，只是比升扁了一大半，但高了一点，相当于半个升吧。意思好像在说，父亲对物质的要求不高，半升即可，知足常乐。筒高13公分，背面上沿口是平齐的一字型，两边侧口是月牙形，正面上沿口是两个月牙连在一块。正面形制上大下小，四周刻有简单花纹。正面分为两大部分，上部约占三分之二，刻有“饮水思源”四个大字。四字呈上下排列，大字下刻有一行字母，仔细辨认，原来是韦氏汉语拼音：“YAO—TUNG  TSINE”，即钱耀东，是父亲的名讳。父亲是50年代初大学生。或是习惯于韦氏拼音，或是在那个特殊年代，不愿意别人认识那是他的名字，故意为之。拼音下方刻有一条线，以示分隔。线下刻有三行字符：“制于蛟塘水产场”；“75年季春月”；“MADE  IN  CHINA”。标明了时间、季节、地点。最为有意思的是，居然刻上了用英文表示的“中国制造”。在那个封闭的年代，父亲居然在一个偏僻的农村，用泥巴烧制的一件粗陋物件上，刻上了“中国制造”！这表明父亲作为一个读书人，对国家的前途充满希望。他是多么热爱自己的祖国！即使自己处于困厄之中，还是念念不忘“中国制造”！充分表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，也充分表现了读书人浪漫的乐观主义和开放胸怀。标明时令的“季春”，则又表明了父亲的传统文化情怀。“饮水思源”四字，更是表明了父亲对中国传统文化源头的崇敬之情。

仔细研究筷子筒，如同真正静下心来读懂父亲。1975年“季春月”，“文革”结束前一年的暮春时节。江南三月，莺飞草长。那年父亲48岁，正值壮年，恰是干事业的大好年华。可当时还是“文革”时期，父亲头顶“右派”帽子，下放在星子县蛟塘公社水产场劳动，主要工作是养猪。这里是鄱阳湖边，因有一座有点名气的寺庙叫西庙，庙名即地名。西庙的老百姓善良纯朴，特别爱惜读书人。父亲和当地百姓，包括烧窑师傅，关系都很好。父亲经常教村民的孩子们念书，还会在婚丧喜庆和春节时帮百姓拟、写对联。这个筷子筒应该是在烧窑师傅帮助下，共同完成的。用今天时髦的话说，是典型的“私人定制”。制作一个瓦制筷子筒，要制坯、塑形、雕花、刻字，最后是烧制成功。根据笔迹和内容辨认，汉字和韦氏拼音的罗马字母以及英文词组，都是父亲手迹。父亲因时代原因无法施展才华，无奈之间，在土制筷子筒刻上“中国制造”，刻上“季春月”这样文绉绉的字句，表达的是他的雄心壮志和文化情怀。

父亲身高也就1.7米多点，其实并不是很高。但所有认识父亲的人都说，父亲很高大。究其原因，可能是父亲气质不凡，眉宇间有一股英气，行如风，立如松，坐如钟，有一种不服输的性格，不严而威。说实在话，父亲当时在筷子筒上刻这些罗马和英文字母，是冒有很大政治风险的。如果被那些极左的“假革命”发现是个人名字，很可能会被认为是“阶级斗争新动向”。他们会质问：用洋文写上自己名字，想“里通外国”吗？很可能引来又一轮批斗。这在“文革”中绝非天方夜谭。父亲耿直的性格其实是容易吃亏的。好在有老百姓保护，父亲才少吃了很多苦头。

父亲有着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。是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大学生，学的是俄语专业，是国家第一个“五年计划”的建设者。1954年下半年到武汉钢铁公司教育处工作，主要是为苏联专家当翻译，同时为武钢员工教俄语，参与了武钢的早期建设。在建设武钢和当翻译过程中，父亲深知钢铁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，深知“中国制造”的重要性。1956年初父亲调到国家地质部出国人员培训班当教师，教的主要也是俄语。1956年下半年调到成都地质学院当教师。后因错划“右派”回星子。“文革”期间一直下放劳动，直到1979年恢复工作，从成都地质学院调到九江师专，任中文系古典文学教师。到九江师专任教后，父亲十分珍惜难得的工作机会，总希望把过去错划右派耽误的20多年光阴补回来，夜以继日地备课、讲课、撰写论文。他的古典文学课，得到历届学生的推崇，被认为是九江师专难得的名师之一，很快就被评为副教授。父亲还经常举办唐诗宋词讲座，学生趋之若鹜，场场爆满。父亲在陶学研究方面也很有成就，他和孙自诚先生合写的关于陶渊明研究的重要论文，《也谈〈桃花源记〉的原型》，用翔实论据论断，庐山市庐山垅即康王谷，是陶渊明写《桃花源记》的原型，并认定陶渊明从彭泽县令挂冠归来以后，主要活动于庐山山南和西南一带。该文于1985年，刊载于《晋阳学刊》第三期。此文一出，立即得到全国学术界高度重视。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，《新华文摘》和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》等，纷纷予以转载，在陶学研究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。此文还有力推动了庐山市桃花源开发。

由于“文革”中受到少数坏人的恶意批斗和恶劣生活条件的损害，加上复职后超负荷的工作，父亲身体每况愈下。退休后不久，父亲就因心脑血管意外，英年早逝。父亲去世后，他的学生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哀悼祭奠，写诗赞曰：“先生之学，博大深广，诗词歌赋，琳琅华章；先生之教，敦厚温良，天南地北，桃李芬芳；先生之德，磊落光昌，渊明遗风，人人赞扬。匡山矗矗，浔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”。

摩挲父亲的筷子筒，眼眶早已湿润。父亲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，母亲也于去年4月以90多岁高龄离开我们仙去了。时光荏苒，物是人非。父母生养了我们兄妹六人，一家八口从艰难岁月中走来。筷子筒一直滋养着我们长大、成人。筷子筒装满了一家人几十年的故事与温情，装满了一家人几十年的哀愁与欢乐，装满了父母对儿女们深深的爱，装满了儿女们对父母无限的依恋和思念。看到筷子筒，似乎看到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身影，似乎闻到母亲做的饭菜的香味，似乎听到母亲呼唤儿女们吃饭的声音。看到筷子筒，似乎看到父亲下放劳动的形象，似乎看到父亲灯下备课的模样，似乎看到父亲做讲座时的激昂……

让父亲在天之灵感到欣慰的是，“中国制造”已经誉满全球。“中国制造”的各种商品，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从大小不一的生活用品，到国之重器，从深海蛟龙到太空飞船，“中国制造”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国力，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勇气有如火山迸发，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创造力。“文革”早已远去，中华民族已经进入新时代，正在迅速走向伟大复兴。父亲的筷子筒，装满了一个时代激荡的风云，装满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，也装满了中国人民渴望富强的梦想！

父亲的一生很贫穷，没有给我们子女留下什么物质财富，筷子筒已经是很好的物件了。现在市场上的筷子筒，琳琅满目，各种材质的都有，科学、漂亮、卫生。但我觉得，这些筷子筒，远不如父亲的筷子筒有文化、有历史、有内涵。

父亲的一生很富有，他有学识，有胆量，有智慧，有理想。这些于我们子女已经足够了。记得小时候父亲就给我们讲孔孟老庄，讲东周列国，讲三国水浒，讲词宋诗唐……“饮水思源”，所有的这一切，都是我们一生不竭的营养。

父亲的筷子筒，一个人物、一个家庭、一个时代、一段历史的见证和暢想！

 

2022年8月25日于书香石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