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三个人，已不再贫困
樊专砚
题记：我是江西省修水县的一名帮扶干部，在帮助三个家庭战胜贫困的过程中，有很多感动和感悟。每一个贫困的家庭和个人都有隐秘而独特的精神世界，在此我掀开帷幕一角。
一
老刘一个人。
过去每次见到他，他就拉我聊天。主要是听他说，每次说的，基本意思都相似。上半段，他聊自己能力强、朋友多。他说他十几岁的时候，就谋到了去乡政府做事的机会，后来还有去部队当兵的机会，只是因为父母反对都没有去成。他说他在广东打工的时候，与哪个地方的人在一起，就能说那个地方的方言。为了证明这一点，他会一口气模仿七八处方言给你听。他往往会在聊得最得意的时候，突然叹一口气，立即进入下半段，感慨自己的错。他说因为当兵没成，就离家出走，混迹车站当起了小偷扒手。他两个指头一伸，摆出剪刀样，作了一个掏别人口袋的动作，说，这样搞到的钱让自己越来越放肆。他说自己一九八三年他被判刑十五年，出狱后一无所有就继续一无所有，在广州游走于各小小帮派之间，只混个吃喝和痛快。近几年不想混了，他只得回老家安身。聊到最后他就会感慨，他说他这一生就是一个反面教材。
这些聊完了，他会聊点地理，武汉、广州的街街道道能说得身临其境。也会聊时政，对党的好政策十分认可。“小康路上，不让一人掉队”，事实上，他有切实的获得感。2015年他被评为贫困户。通过政策扶持，房子改造维修好了，养鸡养鸭养牛的致富产业得以发展，2018年就成功脱了贫。
但我觉得，老刘脱贫之后还存在的问题，就是太孤单了。他有一个儿子，小名叫“奉奉”。他初进监狱时，孩子的外公带孩子去探视过一次。老刘聊起这事几度哽咽。孩子当时两三岁，哭喊着：“爸爸，不要在这里，我们回家，我们回家。”此后，至今，父子俩都没有再次相见。奉奉随着远嫁的母亲去了安徽安庆生活。我曾按照老刘提供的线索帮忙打听过，想促成父子一聚，但缘分还没有成熟。这一点老刘理解，他自己觉得愧对，那边也年纪尚轻没有悟透。听说那边状况不太好，年近四十还未成家。这个话题，是老刘最柔软的部分，我们一般不谈。留待他们夜深人静、晨曦暮霭时刻去自己面对吧。老刘身体还好，冬天能坚持冷水浴，那一天，他应该能等得到。
走访中我发现，他与村里人关系不是真的很亲近。我想，这与他从事的一个营生也有关系。他一把快刀，给人杀猪宰羊，有着庖丁解牛般的刀法。刀子拿来拿去，联系他的过去，叫村民难免不“有所顾虑”。我私下与村干部聊过，不从事这个行业对他更好。很快，村里安排了公益性岗位给他——卫生环境监督员。
现在他很忙了，拉我聊天的劲小些。如果碰好闲下来，他更喜欢聊村里的变化，特别是卫生环境的变化。他说他每天早晚要在村里两次“检查”卫生，他的摩托车会洗得干干净净，龙头上还飘几条彩带。他说谁谁谁家门口不干净，他亲自帮他扫过几次，现在已经愿意自己动手了，成为村里最干净的地儿。他说很多村里人一看见他，就报告哪里的卫生好、哪里的卫生差。他说公益性岗位工资不够摩托车的油钱，但他不在乎，能为村里做点事他很开心。
有时去他家，如果见不到他，我就在门口看看他的菜园。
菜园只是四米左右长的三畦地，在四个角筑有钢筋水泥柱子，拉起铁丝网围着。这个小巧精致的园子，四季变幻而生机盎然。我每个月都要去看，每次都有不一样的美。有时泥土新翻的气息混合鸡鸭粪的肥味扑面而来。有时青翠一片与房子的白墙青瓦映衬得令人画意兴起。有时红的辣椒、紫的茄子、黄的南瓜争着跳入眼帘而你久久注目架上吊着的胖冬瓜，它青色正浓，绒毛娇嫩，叫你担心它会不会突然掉落。下一次你再来看，就会发现这个冬瓜被一个绳子编就的兜固定住了，成熟得通身布满白色的粉末。
有一次聊天，我对他说，这么多菜，可以找一个老伴来一起吃哦？
二
“我家三个人，有两个得了精神病。”
我的帮扶对象徐贺喜七十多岁，瘦瘦小小的，目光总回避与我对视。他方言味很重，嘀嘀咕咕的，不情愿也不善于与人交流，习惯于用笑脸表达。我第一次上门，听得最清楚了的，就是他这句话。
后来发现，这句话他说得这么溜，是因为他说得太多了，每次“村外”来人，他总要把这句话说一遍。怎么成了贫困户呢？他这样不厌其烦地一再解释，应该是他也需要一个理由！远看老徐家的房子，确实不像贫困人家，二层，砖混结构，外墙还贴上了洁白耀眼的瓷砖。走上他家的二楼，就能发现他家的困境之深。房间里的场景停留在过去某一天，到处灰尘很厚。“我儿子发病时，斧头乱砍。”每扇门、每张床、每套桌椅，甚至每个窗子都有斧头留下的累累砍痕，像老徐肘背上的刀疤陷在深深的皱纹里，鲜活但又沧桑。
老徐是一个外来户。他出生在樟树市，给流落到村里的一个樟树人作养子，才来到这里的。到他家，如果发现他不在家，我就在门口喊：“老徐——”。邻居们都会帮着喊：“贺喜叔公——，贺喜叔——、贺喜——”。感受得出来，大家对他很热情。有几次我看到他帮别人抱着婴孩。这些孩子长大了，该叫他“贺喜太叔公”吧！六十多年前，七八岁的他，小脚丈量了三百多里山路，跟着养父踏入这个陌生的地方，再也没有回去。六十年来，他一日一日奔忙在沙洲村的土地上，立足、成家、创业、和邻居亲如一家……。在他家的一楼，犁、耙、打谷机、风车等很多旧农具虽已弃用，但洗得干干净净，摆放整整齐齐。我仔细看看，把手和着脚的地方，都用得光滑而磨损，见证了他的勤劳和艰辛。印象最深刻的是，农具上都写有“贺喜”两个字。他没有署出“徐”姓，是有意淡化自己的外来人身份吧——村里只有他一户姓徐的。而“喜”字的写法，很是象形，草头下面一个口字，“口”却写得方中带圆，令人想起老徐的笑脸。
然而，命运之手把这个“口”字框全涂黑了。他儿子因为婚恋问题突发精神病，接着他妻子也发病。还有一个事，我没有跟老徐直说，他自己已经处于了肺癌晚期。2018年以来，他多次住院，我们骗他只是“肺气肿”的病。我去医院看望时，他还是那样，多是以笑脸对我。有一点变化我也感觉到了，那句解释性的话，他说得少了，更多的是感谢党委政府的话。也许身体的变化，已经促使他完全把身家和希望托付给党委政府了。这些年，他家的生活全部靠社会保障性托底，他儿子免费收治在县城的精神病医院，他妻子免费每天供药稳定住病情；仅2018年医疗报销，就免了八万多元负担。我也咨询过，如果有一天他走了，他妻子会安排到敬老院生活。我还特意去精神病医院，拍了段他儿子的视频：人很胖，表情呆滞但很红润。视频存在手机里，哪天他想看看，就及时给他看。
平时，他还是在家照料妻子；只有要住院了，他远嫁外省的女儿才回来照顾他几天。见他更加消瘦，我多次问他胸内痛不痛。我没有说出“肺”这个字。他总是摸摸胸部，摇摇头。有一天，我们顺路带他去镇上取药，在村部旁边的小超市门口，他要求车子停一下。我问他什么事，他笑而不答，只见他推开车门，急急忙忙往超市去，很快就出来了，左手捏着拿自超市柜台的红色塑料袋。返回车子时，他先是小跑了一段，风吹得袋子飘了起来。在一个垃圾桶里前面，他突然刹住，蹲了下去。他把红袋子衔在嘴里，把一直攥在右手心的黑塑料袋打开，把里面的低保证、贫困户证、医疗保障卡等东西全掏出来，放到铺在地上的黑袋子上面，接着开始揉红塑料袋的口子。他双手颤抖笨拙，好久没有揉开口子，手指几次放到嘴里舔些唾液后，红袋子终于开了。他把东西一一放进红袋子，包好攥在右手心，左手顺便捏起黑袋子团了团，丢进了垃圾桶。他一身轻松地到了车门前。上车后见我们心情沉重，他主动解释起来：去超市要了个红袋子，用红色的，喜庆吉祥些，这么重要的东西，用黑色的袋子装着不尊贵。
是啊，精准扶贫政策就是穷困群众的大红包
老徐的内心世界始终都是红色的。
三
“你知道帮扶干部的姓名吗？”
“是专樊见。昨天我们还见了面。”
糟了，荣大哥又把我卖了。我樊专砚的姓名总被他说错。我协助荣大哥与贫困战斗了一年，关系确实很亲近，但他一直叫我樊主任。要是问姓名，他就容易乱。出现这样的情况，我是理解的。他太忙了，智力忙得被人误会。听力也被人误会，他在做事，别人叫不应的。性格都被误会了，他很少与人聊天、交往，为一毛钱会争个面红耳赤。他摩托车骑得飞快，看着远远的，眨眼就到了跟前，沙沙沙一个急刹车。乡间小路错综复杂，风险确实很大，我经常提醒他注意安全，但他无法慢下来。
他智力残疾的女儿，在村里的小学就读。孩子与其他学生不搭调，动不动就跑出教室，冲出校门。荣大哥必须配合学校火速去找。
他大女儿读高中，15年出生的儿子患上肾综合症，家里的经济压力不堪重负。为了多挣点钱，他白天时间要去集镇打零工或山里砍柴，40多亩田地，上百只鸡鸭，他利用早起和晚归的时间打理。
荣大哥身材瘦小，是当地人说的“铁骨人”。有一个炎炎夏日，我特意中午去他家上户——他该在家里午休片刻吧——但他没有在家。返回的路上，我特意注意观察，终于看到了他。其实，我在来的时候，就应该发现他的。在我们往返的水泥马路上，他戴着草帽，身子弓成半圆，正在收起晾晒过的谷子。他手中的扫把像安在马力十足的机器上，快速扫动。灰尘弥漫中，变魔术一样，谷堆一个个在马路边出现。我们的车子慢慢靠近，我摇下玻璃，放出冷气和喊声。他直起来，衣服完全汗湿，一脸灰尘。我问他怎么中午就收起来。他说下午有事，也怕突然下雨临时收不完。把水泥马路当晒谷场已是当地习惯，再多的谷子马路也足够长。那天，我们的车子压过荣大哥的谷子，足足有十来分钟，但我们没有下车帮忙一分钟。现在想来，确实愧疚！
好在，现在荣大哥可以慢一点了。
他的残疾女儿，我们办好残疾证，送到县特殊教育学校读书去了，有专业的老师，有特殊的照顾。
他儿子的治疗，医疗报销在百分之九十以上，且先诊疗后付费，一站式服务。
他养鸡养鸭、农产品销售、技能培训，我们都为他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。
他还有了一套安置在城区的异地搬迁房，以后打零工就在家门口了。
其实，他是一个喜欢聊天，善于交往的人。怎么不是呢？他的妻子就是他外出务工时，娶自广东湛江的。前不久，我们聊了一次，把他差点聊哭了。我们远远看着他的儿子，那活泼可爱的样子叫人心底温暖，我突然对他说：“荣大哥，关于你儿子，你说过一句话，你自己可能忘记了，但我一直印在心上。”他惊讶地看着我。我接着说，你说过“我这孩子，得个癌症还好些！”。他呆住了，好久好久没有说话。我知道，他尽了很大努力，才忍住眼泪。
当时，孩子病情反复，两三个月就住一次院。多处咨询，又都说肾综合症很难治愈。打工聚的准备做房子的钱一分不剩，还欠亲戚朋友好多钱，已经举债无门。一家几口怎要活吧！他这句话里的绝望和悲痛，不结合当时的情境，确实难以理解。我听后当时一惊，慢慢才深入理解。艰难可以扭曲人性，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美好生活，我们必须战胜贫困。
我赶紧转移话题，说：“下半年，你儿子去哪里读幼儿园？”
他松开凝重的表情回答我。
“二女儿在特殊教育学校效果好，一家人都去城里哦！城里没有蚊虫叮咬，儿子病情复发的可能性更小些。”
我重重的点点头，是赞许、是欣慰、还是祝福……
